當前關于碑刻文獻的整理大都比較零散，研究者若是難以對碑刻文獻進行較為全面的把握，那么尋求研究思路上的突破，顯然是比較困難的。因此，對碑刻文獻進行集成式搜集很有必要。
被譽為石刻檔案的碑刻，是研究社會歷史、風俗民情、宗教信仰、文化藝術的重要實物史料。然而，由于許多碑刻并非名家手跡，且數量眾多、分布廣泛，缺乏足夠保護，再加上自然風化和人為破壞，許多散落民間的碑刻在尚未被挖掘出學術研究價值之前，已遭損毀。
基于此種現狀，近年來，湖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中國思想文化研究所對荊楚地區現存古代碑刻進行了實地勘察和整理，以期在發現其學術研究價值的同時，使這些散落在荊楚民間的石刻檔案能夠以紙質或數字的形式得以留存。日前，記者就碑刻文獻的研究價值、研究觀念、規范整理等話題，采訪了相關學者。
碑刻反映地方歷史文化
武漢大學教授宗福邦在接受采訪時表示，碑刻作為一種文化形態，記載著豐富的、具有鮮明地方特色的歷史文化內容，對于區域社會研究具有重要意義。傳世文獻中所記載的史料大都比較宏觀，而碑刻文獻中對歷史細節的記錄，如一戶人家的財政收支情況或者一些風俗習慣，往往能夠見微知著，為區域社會研究提供新的啟示。宗福邦說。
湖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中國思想文化史研究所教授周積明表示，除了與傳世文獻互為補充的碑刻史料之外，那些未見于歷代文獻記載的碑刻史料，其學術價值更值得珍視。以湖北大學荊楚碑刻文獻的集成整理與研究課題組實地勘察的2000余塊碑刻為例，僅有28塊見諸文獻，其余均為新發現的史料，這些碑刻甚至可以改寫荊楚地區的社會歷史文化研究現狀。
比如在恩施地區發現的大量家族碑刻記載了恩施土家族、苗族、侗族的源流，以及改土歸流后本地打破‘漢不入洞，蠻不出境’的戒律，大批漢、侗、苗人進入鄂西土家族地區，開疆拓土，繁衍后代，創建基業的情況。這對于研究恩施地區的多民族融合，有相當大的文獻價值。周積明說。
課題組成員、湖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中國思想文化史研究所所長郭瑩向記者介紹，此次搜集的碑刻中有關宗族祠廟建設、學校書院的創設與重修、亭臺樓閣的修建、道路橋梁的鋪設，以及地方民眾的生活習俗、社會風氣、社會關系、家族世系、地方規約等的記載，都是史書未曾記載的，甚至在地方志書中也少有涉及。這無疑為拓展荊楚區域社會研究空間提供了契機。
研究觀念影響碑刻文獻整理
其實，碑刻文獻在宗教學、民族融合、人口遷移、教育、建筑、水利等方面的研究價值不僅局限于區域社會研究，還可以從更為宏觀的層面開展專題或交叉學科研究。之所以碑刻文獻近年來越來越受到研究者的重視，與學界的史學觀念和研究方法的更新不無關聯。西南大學漢語言文獻研究所教授毛遠明告訴記者。
毛遠明表示，早期關于碑刻文獻的利用及研究，大都側重于對歷史事實的零星考證。后來，學者開始將碑刻文獻與傳世文獻結合起來，突破就事論事的局限，開展專題研究和綜合研究。譬如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榮新江利用墓志碑銘等石刻材料，研究西域少數民族進入內地后的歷史、宗教、藝術、民族融合等方面的情況，豐富了碑刻文獻的研究價值。
充分挖掘碑刻文獻的學術價值，除了需要順應研究觀念的更新趨勢外，全面而系統地整理碑刻文獻也是關鍵所在。毛遠明說，當前關于碑刻文獻的整理大都比較零散，研究者若是難以對碑刻文獻進行較為全面的把握，那么尋求研究思路上的突破，顯然是比較困難的。因此，對碑刻文獻進行集成式搜集很有必要。
除了集成式搜集外，如何規范整理也與碑刻文獻能否充分發揮學術研究價值密切相關。毛遠明認為，規范整理首先在于對碑刻文獻的準確釋讀。因為碑刻文獻涉及天文、歷法、地理、職官、姓氏、譜系等歷史文化各個方面，絕大多數用文言文寫成，且用典使事，再加上文字假借、俗訛、同形異詞、異形同詞等因素，增加了釋讀的難度。只有對碑刻中的疑難問題加以闡釋及校勘，掃除閱讀障礙，才便于研究利用。
此外，對碑刻文獻進行科學編目也是規范整理的關鍵所在。毛遠明告訴記者，過去編寫的各種碑刻文獻目錄，由于沒有統一的體例，整理者多半根據個人理解和意圖進行目錄編排，因此顯得比較零散，且缺乏系統性。若想提升碑刻文獻學術研究價值，制定標準統一且覆蓋面廣的編目體系至關重要。與此同時，還需要在實用性和可操作性方面下功夫。（記者 郝日虹）
相關報道鏈接：
國家社科基金網：http://www.npopss-cn.gov.cn/n/2013/0809/c219468-22504749.html
中國社會科學報：http://www.csstoday.net/xueshuzixun/jishizixun/83448.html
光明網：http://www.gmw.cn/xueshu/2013-08/05/content_8507798.htm
